光绪二十二年一月十二日，淮军第一猛将，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六安病逝。二月初他的家属来到了京城，请求礼部按照惯例给予赐谥。

经最终商议，礼部给了一个“壮肃”的谥号。据说本来是要给“庄肃”的，因刘之家属没有给礼部好处费，所以才得了这么一个不好也不坏的谥号。

清代的谥法制度十分严谨

清代官员死后都要盖棺定论，这个“定论”主要是指朝廷按照生前的功过是非给予一个合适的谥号。官员大臣死后只要有谥号，就意味着得到了朝廷的认可，反之则是朝廷对其人之品行、功绩有非议。

朝廷赐谥官方的叫法为“易名之典”，“易名”通俗地理解就是改名字。比如曾国藩死后谥文正，那么在官方的文书以及同僚的称谓中，就不能再直呼其名，而要以曾文正公称之。

清代的谥法制度沿袭明代，但比明代更为严谨。乾隆皇帝在谕旨中就曾说过：“易名之典古昔所重，我朝赐谥尤为谨严。”此话不虚，确实清代对于赐谥，有着十分细致的规定。

清初时期，朝廷赐谥是有章可循的。当时赐谥的范围仅限于二品以上官员，但官居二品以上者能否给谥，是需要皇帝与九卿共同商议的。

康熙朝时，大臣赐谥形成了一个定制，大臣死后先是由礼部奏请是否给谥，皇帝点头认可后，内阁就会拟定几个谥号由皇帝圈定。

所有谥号中，以“文”开头的最为尊贵，规定只有翰林出身者，或是非翰林出身但官居大学士者，才能享用文字开头的谥号。“文”字打头的谥号，又以“文正”最尊，文正之谥是皇帝钦定的，礼部没有资格拟此谥号。

关于清代谥号方面的内容本文不打算细讲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历史文章。这里主要还是来讲一讲刘铭传赐谥的话题。

刘铭传请谥之经过

刘铭传是行伍出身，没有科举功名，在重文轻武的清代，武将赐谥的难度比文官相对要难。但刘铭传毕竟不是一般的武将，他跟随李鸿章南征北战，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的过程中，他的铭字营是淮军各营中的王牌，他本人也有淮军第一悍将的美誉。

刘铭传战功虽著，又受李鸿章的庇护，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。这与他本人的性格不无关系，说白了就是他直率的性格难以融入官场。故而和平时期往往受挫，而一到战时，朝廷又会想起这位老将，如此反复几次，也使刘铭传心生退意。

刘铭传中晚年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安徽老家度过的。到了中法战争时期，刘铭传再度出山，清政府任命他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，筹备抗法，不久又授福建巡抚，加兵部尚书衔。

光绪十一年，刘铭传被任命为首任台湾巡抚，在这位置上他干了六年，后因通商交涉问题遭到顽固派的反对被迫请辞。甲午战败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，刘铭传忧思郁结，口吐鲜血，于光绪二十二年一月十二日在六安刘新圩病逝。

刘铭传死后，朝廷也有表示，晋其为太子太保，并下旨让礼部颁封谥号。前面说到，清代对赐谥的管理很严格，但这仅限于高级文官以“文”开头的谥号。至于其他谥号，相对而言就要宽松许多，一般都是礼部说了算。

总督、巡抚虽是一方大吏，但他们死后一般是没有谥号的，仅立有重大功勋者方有谥号，且一般都不是以“文”开头。

刘铭传作为台湾巡抚，死后能得到谥号已经是皇恩浩荡了。晚清时期由于官场腐败，要想办事就得银子开道，礼部是个清水衙门，所以凡是有揩油的机会那是绝不放过。

礼部在赐谥的时候可操作性很强，谥号虽是两字但却是高度浓缩，一字之差可谓天上地下。刘铭传的家属深知其中道理，便十万火急赶到京城，找到了礼部堂官，希望能讨得一个好的谥号。

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，赐谥是朝廷的恩典，如果家属肯花上万把两银子，便可以让死去的功臣名将得到一个高大上的谥号，带上一顶高帽，这样就是死者泉下有知也该瞑目了。

礼部按照刘铭传生前的功绩，拟定了一个“庄肃”的谥号，不过也提出要求，让刘家出一万两银子。刘家人觉得这个高帽的价格太贵，不愿意出血。礼部因为没有得到好处，所以就大笔一歪，将“庄”字改为“壮”字，这样刘铭传从庄肃公变成了壮肃公。

“庄”与“壮”这两个字，无需查字典，只要稍加体会一番就能领悟其中之含义。中国文字博大精深，从礼部赐谥一事上可见一斑。看来晚清吏治之腐败已入化境，连这种授封死人的荣誉居然也做起了手脚，可见其手段已是无所不用其极了。